七千年前的稻作文化
      河姆渡遗址位于长江下游地区，河湖泥沙沉积、土壤肥沃，为原始农业的产生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河姆渡遗址曾发现大面积的稻谷、稻秆、稻叶和木屑、苇编构成的稻谷堆积层，平均堆积厚度20~50厘米，最厚处超过100厘米，总量达到150多吨。刚出土时稻谷外形完好，色泽金黄，少数稻谷连外壳的隆脉、稃毛及芸尖仍清晰可辨，经鉴定分析确认为7 000年前人工栽培的水稻遗物，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农作物。农史学家多次抽样鉴定认为是人工栽培水稻，是一个类粳、类籼及中间型等各种粒型的亚洲栽培稻属杂合群体。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稻谷数量之多、保存之完好，在世界考古史上绝无仅有。
      印度最早的稻谷发现于中部的卢塔尔，经C14测定，它的时代为公元前1700年，比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水稻晚3 000年。河姆渡遗址的水稻遗物，不仅为研究我国稻作农业的起源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也用事实否定了我国栽培水稻是经由印度阿萨姆传递过来的传统说法，有力地证明了我国是亚洲乃至世界上最早栽培水稻的国家。
      正是由于水稻栽培的出现，才使大量的余粮囤积成为可能，随之出现贫富差别，文化的发展也因此进入了新的阶段。河姆渡遗址中还出土了橡子、菱角、桃子、酸枣、葫芦、薏仁米和菌米等植物遗存和羊、鹿、猴子、虎、熊等野生动物和猪、狗、水牛等家畜的遗存，说明河姆渡文化的社会经济是以稻作农业为主，兼营畜牧、采集和渔猎。
      别具一格的杆栏式房屋
      7000多年前，河姆渡还是河岸沼泽区，应运而生的“杆栏式”房屋建筑以迥异的风格区别于中原地区和长江中游地区的史前房屋。
      河姆渡遗址共发现29排木桩，根据分析至少有6栋以上建筑。从木桩的排列与走向分析，当时的房屋呈西北—东南走向。从单体看，当时普遍采用连间长房子形式，其中最长一栋房屋面宽达23米以上，进深7米，房屋后檐还有宽1米左右的走廊过道。这栋房子可能是一个家族的住宅，房子的门开在山墙上，朝向为南偏东5°~10°。它在冬天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阳光取暖，夏季则起到遮阳避光的作用，因而被现代人所继承。
      河姆渡时期的房屋建筑布局合理、设计科学、充分利用自然地理条件，有利于人类的生活和居住。建造住宅时，先打下1米长的木桩，木桩上架设纵横交错的地梁，再于地梁上铺设10多厘米厚的地板，地板上再立柱、架梁、敷橼、盖顶。从柱子高度看，人还不能直立进出，但较巢居已大有进步。

      架空的地板既通风凉快，又可防湿和御虫、蛇，也能防止泛滥的洪水、不卫生的蒸气和低飞的昆虫聚集。残余弃物可从地板空隙掷出，随水漂流。其下可用来豢养家畜，又可燃放浓烟驱赶蚊虫。如建筑在地形崎岖之地，还可减免填土、挖掘；又因居高临下，亦可防止敌人袭击。
      地板上为起居住室。房屋规模大小及内部结构，视居住成员多寡而定。从住宅营建看，河姆渡人已较熟练地掌握伐木和加工桩、柱、梁、板等建筑构件技术。梁柱间已用榫卯接合，地板用企口板密拼，不同榫卯形式均基本符合受力要求，与晚期木构大致相同。木构件上刻有双圆、直线、斜线、植物茎叶等装饰图案，再配以土红色波纹陶瓦、炒米黄墙面，显得古朴、野趣，与河姆渡文化融为一体。
      销钉的使用和企口板的发明，揭示了7 000年前的先民已较熟练地掌握房屋建筑技术，体现了原始人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毅力。中国古典建筑木结构技术对世界建筑史做出了独特贡献，也把中国出现榫卯木作技术的时间前推了3 000多年。
      在河姆渡遗址中还发现了迄今为止最早的水井遗迹。水井构筑于直径约6米的锅形水坑底部，用边长2米的四排木桩围成一个方形井壁，再在井口套上一个方木框作为围护。水坑四周还设有圆形栅栏，大概作护岸之用。河姆渡文化时期，居址周围河沼遍布，但水体与海水相通，致使盐分升高、苦卤而不堪饮用。所以水井的出现是人类为提高生活质量所作的努力，是人类本质使然。

      颇具才智的生产生活用具
      河姆渡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石、木、陶、骨等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见证了古人挑战自然的勇气和智慧，展现了古人精神文化的追求和层次。
      从出土的文物看，虽然当时仍处于新石器时代，不过石制工具的数量和种类都不算丰富，主要有斧、锛、凿3种。器形较小，磨制不精，尚留有不少打击和琢制的痕迹，大多属于砍伐树木和加工骨、木构件的工具。其他的石器还有砺石和马鞍形石块、石球，后两种可能是谷物和硬壳果实的脱壳工具。
      遗址中还发现了大量的木制生产生活用具，不少器物为其他新石器时代遗址所少见或未见。木器制作大多要经过切断、剖开、削、叉、挖凿、修磨、髹漆及火烧硬化等工序，其中碗、筒、蝶形器制作颇精细，表面经过磨光、髹漆，出土时光可鉴人。出土的木筒内外壁锉磨光洁，可能作敲击乐器用。木槌系加工锤击工具，木矛是狩猎扎戳武器，木碗为生活用品。木质器柄则是石器工具发挥更大效用的附属件，小木棍既是农业“点穴播种”工具，也是采集野生植物时挖根刨茎的采集工具。木耜是耕作用具，木杵是舂谷工具。
      遗址还出土6支木质船桨，外形轮廓与现代游船划桨大体接近，是中国目前已发现的最古老船桨。出土的船桨和陶舟，均证明河姆渡人已开始用船、筏载人荷物、浮水采集。河姆渡
还出土了木制的纺轮、卷布棍、梭形器和机刀等原始织布机附件，显示新石器时代人们已由手工编织过渡到原始机械编织。
      河姆渡遗址中的骨器主要有精心磨制的耜、鱼镖、镞、哨、匕、锥、锯形器等器物，有柄的骨匕、骨笄上还常雕刻花纹或双头连体鸟纹图案，就像是精美绝伦的实用工艺品。翻耕土地的骨耜是最有代表性的骨制农具，均采用鹿、水牛的肩胛骨加工制成。
      河姆渡遗址是我国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中陶器出土最多、复原率最高的遗址之一。最具特色的出土陶器是早期的夹碳黑陶，这是河姆渡先民有意识地在陶土中掺和了炭末，主要是为了减少陶土黏性，提高成品率。陶器的种类很多，主要有釜、罐、盆、盘、钵、豆、盉、甑、鼎等，器表常有绳纹、刻划纹，部分绘以咖啡色、黑褐色的变体植物纹。陶器按使用功能可以分为炊煮器、饮食器、储存器、汲水器。较为特殊的有灶和盉两种。
      陶灶形似簸箕，内壁有3个乳钉状足，为安放釜而设置。陶灶发明后，解决了木构建筑内煮炊防火问题，是后世南方居民一直使用的缸灶的前身。
      陶盉前有冲天管状嘴，后为喇吹口，中间以扁平半耳环连接，器壁内外打磨光滑。制作精细的陶盉形似酒壶，现在看来仍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多数专家认为这是一种酒器。而酒器的出现则显示农业收获较以前丰富，已有余粮酿酒。捏塑的体态肥胖的陶猪和在黑陶钵上刻画的稻穗和猪图饰，具体而生动地反映出当时家畜饲养依附于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
      河姆渡遗址还出土了数量大、题材广、造型独特、内容丰富的原始艺术品。其中的骨哨和陶埙是古老的乐器，象牙雕刻艺术品是权力和财富的象征，陶器刻画作品是祭祀用品，用玉、莹石和兽类的獠牙或犬牙、鱼类脊椎骨制成的有璜、管、珠、环、饼等为人体装饰品。
      河姆渡遗址及出土的大量文物，雄辩地证明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同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展现了河姆渡先人的聪明智慧和富足生活，拉长了探究中华农耕文明的视线，为研究世界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科学依据。